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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保护,才是对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最大保护

发布时间:2017-01-06 10:33:14    作者:沈雨青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沈雨青

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各国保险合同立法的基本原则,我国保险法也不例外。保险消费者保护一直是我国历次保险法修订的基本理念,也是近些年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张俊岩博士谈一谈司法实践中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沈雨青: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格式条款等原因,法院多倾向于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一些声音,认为应该掌握好保险消费者保护的尺度,平衡保护,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张俊岩:保险人与作为消费者的投保人相比,在专业知识和经济实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保险人收集信息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与保险业发展初期相比有很大提高,所以各国保险法的理念都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但目前,呈现出来的一种明显的态势是,保险公司虽然在交易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在纠纷产生后的案件诉讼过程中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审理案件的法官本能地希望保护弱势群体,更愿意判决保险公司的对方当事人获得胜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保险合同不同于其他商业合同,合同所承保的是双方当事人都不愿意得到的东西——风险,而且保险产品的定价与保险条款中所约定的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密切相关。保险的填补损害功能是通过投保人交纳保险费来发挥的。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就是保险人承担危险、将来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对价。所谓保险人承担危险,不仅指保险费与危险状况之间,而且保险费和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之间也须具有对价平衡性。保险本来就是通过汇集被保险人的大量不确定性、通过精算来取得确定性的,法院倾向于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进行裁判,如果所作出的裁判违反保险基本原理,法律诉讼风险这种新的不确定性有可能破坏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沈雨青:是的,如果突破承保范围,片面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就产品而言,意味着费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保险产品的定价低了,或者应该提高定价。对保险消费者个体的过于倾斜的保护,可能会造成对保险人和其他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损害。

张俊岩:因此有学者提出,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时,应该把合理期待作为运用保险合同不利解释规则的限制性条件,如果只要合同条款出现歧义,法院便朝着不利于合同起草方(在我国为保险人)的方向判决,这对保险人公平与否,法院还应兼顾考虑被保险人对合同保障的预期是否合理。

沈雨青:因为合同法第四十一条针对格式条款规定了不利解释规则,而保险合同中虽然有协议合同,但大多是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所以,审判实践中就容易倾向于判投保人、被保险人胜诉。

张俊岩:格式合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相对人不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恰恰是由于保险条款中的技术性约定较多,充分协商的个性化合同对当事人并不一定有利。除交易成本昂贵外,个别协商所形成的保单的语言与格式条款相比可能会缺乏充分的可预测性,反而会在产生争议时更难以判断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另外,就保险而言,为分析既往索赔,预测未来损失,保险人需要统一和标准化的保险产品,以便在相同的统计基础上运用大数法则进行风险评估和保险精算。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有些保险单条款文字甚至是通过法律使之标准化的,像美国标准火灾保险单即属一例。

沈雨青:您是说,保险合同的条款格式化,也是由其产品的特殊性决定的?

张俊岩:是的,大数法则作为保险定价的基础,需要大量的面临同类风险的同种类的标的,统一的合同条款有利于获取同类标的的经验数据。而且保险人事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并不意味着必然对投保人不利,实践中使用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保险格式条款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按照监管规定保险格式条款拟好后需要经过保险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尤其是那些须经审批的条款,在事前审查阶段如果发现有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通常会被要求修改。备案条款如果在使用中发现问题也会被追究责任,其中保险公司总精算师对产品定价等履职行为负终身责任。经过监管机构的这种预防性规制,保险条款本身有违公平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沈雨青:因为格式合同意味着相对人对合同内容不能修改、变更,只能表示完全的同意或者拒绝,就保险消费者而言,可能还是觉得个人的意志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而对方提供的条款,多少有“被迫”接受的成分。

张俊岩:投保人对格式合同表示“同意或者拒绝”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不是应该建立在通过阅读合同条款了解合同内容的基础上?格式合同仍须以双方的合意为基础。尽管相对人对格式条款没有自由协商的权利,但也必须作出概括地接受或不接受的意思表示。德国学者海因·克茨认为,消费者之所以接受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格式条款,原因有可能在于他们为修改条款或查明其他公司的条款在哪些方面更有利而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太大,得不偿失。不经探讨就接受要约的条款,并不完全是因为受到“强有力的工业或商业巨头”的强迫,而是因为谈判的成本、取得必要信息的成本或找到更有利的要约的成本,与其因此而取得有利条件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沈雨青:许多国家法律法规侧重于保护保险消费者,还有一个原因是,保险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保险作为一种综合而复杂的法律产物,在合同缔结前其购买者通常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全面了解将要购买的保险产品的所有特性。因此,法律必须确保投保人在签订合同时已经获得全面、明确的信息,并能够通过专业咨询而做出明智的购买决定。

张俊岩:这一点的确很重要。所以保险合同中重要的内容大都通过一般保险条款加以明确规定。保险法的着力点也在于确保一般保险条款规定的内容对于投保人是可知晓和可理解的,以及内容是适当的。尤其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保险实务中,投保单上通常有“授权与声明”一栏,其中有类似这样的表述,“本人声明及同意:向贵公司投保上述保险,对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均已了解,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并确无欺瞒”,投保人要在下面签字确认。为保证投保人在签字时充分理解上述语句的含义并切实阅读条款,中国保监会甚至在《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向个人销售新型产品的,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应当包含投保人确认栏,并由投保人抄录下列语句后签名:“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投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不阅读条款就直接签字,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沈雨青: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在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保险双方利益平衡方面的努力。

张俊岩: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无论在法律法规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不能过分倾斜。仅就保险合同规制而言,还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经营的客观实际和保险行业发展的严峻现实,平衡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发挥着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实现这一功能有赖于保险市场参与主体各方的共同努力。

沈雨青:这几年,保险纠纷骤增,成为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也是司法裁判尺度差别最大的类案之一。有些裁判过于向保险消费者倾斜,违背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很可能会损害整个保险行业经营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国外经验表明,面对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高保费或缩小保险责任范围甚至退出某项业务经营的方式以弥补其损失,这将导致行业发展萎缩,对寻求风险保障的被保险人更为不利。

张俊岩: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保险案件审判经验时也认识到,要坚持保险原理,尊重保险特性,妥善平衡各方利益,有效统一裁判标准。因为保险合同虽是单个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的,但条款设计的背后实际上是保险人与同类危险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具体被保险人与同类危险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应该妥善兼顾各方利益,作好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保险纠纷案件审理中把握好裁判尺度,才能在注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尊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实际,保障保险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