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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案件显影经济社会博弈

——访知名法官王磊

发布时间:2014-02-21 09:45:58    作者:方磊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王磊在讲课中。

人物素描王磊,男,34岁,中共党员,东北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2002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民三庭副庭长。北京市知名主审保险案件法官。曾获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标兵,北京市先进法官等荣誉。

王磊在2013国际长跑节

□本报记者 方磊

北京商业中心集中在东、西城区,这里的寸土寸金也密集着国内各大保险企业和外资保险在中国总部。自2011年到2013年10月底,北京东城区法院共受理金融案件2391起,其中关涉保险案件达539起,占比22.5%。2005年,东城区法院开始尝试对于保险案例的专业化审判,王磊作为书记员接触了大量的保险案件,“那时候大部分案件集中在第三者责任险,但这究竟是属于强制险还是商业险并不清晰,配套法规也未跟进,此时,保险公司的第三者责任险承担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社会责任。

在2年实践之后,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始专门承办保险案件,王磊也成为保险案件的主审人员。“在保险业外认为,保险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保险企业认为诸多所谓的社会责任脱离了自己企业的商业精算,作为商业机构无法承担,现实中司法矛盾由此产生。”

诉调对接机制助保险矛盾和谐化解

王磊作为北京东城区法院的一名法官,独立审理保险类案件5年有余,自2008年6月开始,王磊全程参与了东城区法院与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的诉调对接机制的讨论、架构、起草、执行、宣传、调研等,对于这样的经历,王磊说他对双方的诉调对接工作阶段性评价最想表达的是:“扬公平正义之帆,共推行业合法经营;沿司法为民之路,共释百姓保险困惑”。

王磊认为在法院与保险行业的合作中,法官通过司法行为,来规范保险行业的经营行为,达到从源头减少保险类纠纷的产生;而协会则从诉讼案件发现经营的问题所在,来主动调整会员的经营活动,从而使推出的保险产品和后续服务更加适应老百姓的需求。东城区法院与行业协会建立的诉调对接机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建立诉调对接机制之初,就为双方的工作划定了原则和界限,即合法自愿,公平公正,力求实效;工作内容则可以概括为:突出调解、强化调研、促进交流。”

王磊简单介绍了北京东城区法院与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建立诉调对接机制的原则:合法自愿,东城区法院与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建立的诉调对接机制(当时的名称叫“保险合同纠纷联合调解机制”),是在法律框架内开展合作,在2008年,联合调解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叫联合调解,但实际还是法院主导调解,参考行业调解员意见,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才确定行业调解的法律地位。自此,东城区法院开始在诉前、诉中全面的开展保险类纠纷的委托调解或者邀请调解。

“自愿原则体现在当事人的自愿,包括调解的自愿和是否选择行业调解的自愿。公平公正和力求实效两个原则也是双方建立诉调对接机制的重要原则,体现了联合调解过程中对调解的要求和对合作涉及的其他工作的要求。”

诉调对接机制工作内容是北京法律界和保险界都最为关注的重中之重。王磊阐述了其中的核心内容:“首先,诉调对接的基础是化解矛盾。因为当时乃至现在,保险合同纠纷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保险公司努力扩大经营业绩以满足保险经济增长,和老百姓对保险的实际需求不高、对保险的了解不深入产生的矛盾,故此,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增长的保险案件使法院面临着压力,同样,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也同样面临着压力,所以双方的合作基础就是努力让老百姓通过一个案件更加了解保险法律、更加了解保险知识。同时,让保险公司更清楚应该如何展业、如何理赔、如何服务。”王磊希望这种机制可以在共同或者委托调解中,努力促成老百姓对保险公司的谅解,努力促成保险公司对老百姓的理解,达到真正化解纠纷的目的。

“其次,诉调对接的重点是强化调研。这是避免行业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的一种保证。之前已经说到,调解是基础,裁判则是法官的工作,但个案裁判产生的约束和教育作用,只影响到领取判决书的老百姓和保险公司。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的指导作用,使整个北京保险行业有针对性地调整,需要借助行业协会对保险公司的引领作用。当某一现象出现,足以影响老百姓对保险的认识,足以影响北京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的时候,双方就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探讨、共同提出应对措施。”王磊举例:在北京去年7月21日暴雨后,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就会主动向法院提出行业对涉及的机动车保险理赔问题的意见,供法官在裁判中考虑;再如,针对部分不诚信的保险行业边缘人,利用保险理赔过程中的一些漏洞和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对证据的一般要求,通过虚构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程度等方式骗取保险金,都通过双方的调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或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或重视。

“再次,诉调对接的目的是促进交流。保险行业有大量保险、金融、机动车、医疗各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而法院则只有法律专业的人员。我个人认为,一个法官要想判决好保险案件,在于自己掌握的保险法律知识的水平,但要想调处好一个矛盾,则不仅要掌握法律知识,还要掌握与纠纷有关的知识,把握双方的诉讼目的,从而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在不突破法律的前提下,努力满足双方诉讼的目的。”

王磊认为诉调对接机制,为保险行业和法官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应当说,一定程度上,诉调对接机制,开拓了基层法院法官的视野,增强了保险行业的法律意识。”

作为身在其中的专业法律人士,王磊感觉诉调对接机制可以让法官了解更多信息,听到更多保险行业的声音,法官依法裁判,避免了经验法则评判,避免不能理性面对保险案件。保险行业协会的参与其间,使法官更明晰了保险行业的矛盾和困难。“诉调对接机制使法院在保险案件的审判中发现问题,通过保险行业协会参与,促使保险企业改进加强行业规范,对保险客户多了一种和谐化解矛盾的解决方式。”

创新第三人参诉保障保险合同诸方利益

2009年初,北京东城区法院民三庭创新运用在保险合同纠纷中引入第三人参与诉讼机制,在北京的法律界和保险圈内引发了关注。对于第三人参诉机制的产生背景,王磊谈到这是因为当时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被保险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向交通事故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然而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由于法院的居中裁判,案件的认定及审理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为准,并不涉及受害第三人的具体情况,则可能导致以下几方面问题:

1)由于保险金支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实际向第三人支付赔款或赔偿责任未经司法或行政机关确定前,保险人拒绝赔偿。

2)第三人受伤严重的情况下,由于得不到赔偿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所规定的10000元医疗赔偿限额,不足以支付第三人的抢救费用。

4)被保险人在未取得保险金之前,无力承担第三人高额的医疗或康复费用。

5)即便是被保险人拿到了保险赔偿,受利益驱使,可能出现逃债、躲债的情况发生,导使保险赔偿未能实际用于伤者的救助。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以求在一个诉讼中有效解决三方矛盾纠纷,使伤者得到救治、使死者家属得到宽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最大限度的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及司法的及时有效救济功能。”

王磊表示实践中这样一种机制的引入是非常严谨和科学的。“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指审理前,由法官依职权主动与第三人进行沟通,告之参诉意义并征求其参诉意愿;审理中,由法官主动提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引导当事人进行充分的陈述举证,充分听取受害第三人的意见,在全面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辨法析理,积极促成调解;结案后,主动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及时履行法定责任,向受害第三人进行赔偿。”

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中,被保险人所要求支付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金的最终支付对象为受到损害第三人,多以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所诉争的保险金具有请求依据,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应该说,法律并未禁止保险人直接向第三者直接支付保险金,在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保险人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可以省却被保险人和第三者之间的侵权之诉。

王磊认为,在当时,第三人参诉机制引入正是符合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适用的目的,正是针对当前审判实践中保险合同案件的特点,为尽快尽好的明确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以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为及时有效解决第三人受偿问题提供了条件,确保了第三人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适用符合司法为民、便民的工作要求,树立了法律的权威,也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由于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对第三人责任赔偿金认定的不一致而常导致纠纷久拖不决,最终迫不得已时才诉之法院。法院在下判后,又常因被保险人不及时向受害第三人给付而再次搁置,此后又引发受害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起诉。然而经历两个诉讼,需要一定甚至较长的时间,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漫长的等待与争取后才得到最终的维护。而在这种长时间的等待与争取中,受害第三人可能因此而蒙受扩大损失伤害的巨大风险,因为此类案件的受害第三人通常都涉及医疗救治的问题,在无法及时得到赔偿金的前提下,受其个人经济能力的限制,可能造成第三人更大的损伤。“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使得在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同时减少了当事人诉讼成本也有利于减少了司法成本的支出,符合经济实效性及司法工作的高效性要求。”

保险第三人参诉机制需“自愿、高效”

王磊特别强调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需要以自愿、高效为基本原则。

“自愿原则是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的根本前提,指在引入第三人参诉时,应充分听取其参诉意见;在依法调解时也应充分听取三方当事人的调解意愿。”不得依职权强行将第三人引入诉讼,也不得一味追求调解没能有效化解当事人间的矛盾,反而增加了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怨恨情绪。“高效原则是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基本要求,在一个诉讼中解决两个法律关系,及时确认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自己在实践办案中长期积累的经验王磊感觉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对保险案例的调解与审理有着理想的结果和积极深远的意义。“它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适用的目的,是针对当前审判实践中保险合同案件的特点,为尽快尽好的明确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以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为及时有效解决第三人受偿问题提供了条件。

“同时它又最彻底化解矛盾排除隐患,维护社会稳定。”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不局限于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充分考虑到案件所涉及的第三人的权益。针对当前“执行难”的问题,通过法官的主动指引提示,在确认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责任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及时向受害第三人赔付保险金,使因交通事故而涉及的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得到及时的确认及执行。

“而且它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诉讼成本,减轻诉累。”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使得第三人尽可能早的参与到诉讼中,法官通过对保险人、被保险人履行义务的指引,保证了受害人及时得到赔付,从而避免了受害第三人损害的扩大,减少了其追求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时间成本及经济成本。

王磊还认为在当前司法审判工作压力的不断提高的现实之下,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在一个诉讼中解决三方问题,有利于节约日渐紧张的司法资源,减少了司法成本的支出。

这种审判的创新,在随后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王磊也承认第三人参诉机制并非万能,它在其他类型案件中的推广运用在实践案例审理和调解中它的操作性还需要面临各种考量,诸如:保险金范围的确定问题、合并审理的问题、工作成本增加的问题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引入第三人参诉机制的运用是否应进一步扩大其适用的案件类型、该机制具体操作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还有待于在实践运用中进一步探索完善,其成效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打击机动车骗保维护行业健康秩序

在王磊所接手和办理的保险纠纷案例中,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占相当大比例。他将机动车保险骗保案件与一般保险索赔案件的特点做了如下细致剖析。

1、事故多以单方事故形式出现,骗保人一般无法提供相关证明。因骗保人制造此类事故相对容易,而且可以省却给第三者维修机动车的环节,因此,骗保人多采用故意碰撞固定物等方式制造保险事故。

2、道路交通事故中,修理费差距畸大。非因两车价值格因素,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两车损失应大致相当,但骗保案件中两车修理费金额差距巨大,一般达10倍以上。

3、骗保人拒绝配合定损直接修理。向保险公司报案后,拒绝提供车辆所在地,导致保险公司无法通过定损确定被保险机动车损失。

4、修理厂虚开维修发票、虚构维修清单。骗保人与修理企业勾结,虚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通过虚开维修发票、维修清单的方式,为骗保人提供诉讼证据。

5、骗保人代理诉讼。票抱人多年从事保险代理,精通保险理赔流程、司法诉讼程序,往往在为被保险人无偿修车后,要求被保险人委托其向法院提起诉讼。

王磊对机动车保险骗保案件产生的原因也做出入情入理入法的分析。

1、保险公司对涉嫌骗保案件的举证处于弱势。目前法律法规并未赋予保险公司过高的事故调查权,导致保险公司对于骗保案件取证困难。

2、保险公司对不经定损即作拒赔处理。保险公司对于怀疑骗保的案件不经定损,即直接作拒赔处理,导致部分正常理赔的被保险人通过骗保团伙满足免费修车的利益,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

3、法院调查此类案件难度较大。犯罪嫌疑人在提起诉讼后,为避免法院调查、鉴定、公估,通过转让车辆所有权等方式阻碍诉讼程序,以期获得胜诉判决。

4、作案方式隐蔽侦破难度大。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不定、地点不定、方式隐蔽,且熟悉机动车原理,导致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难度加大。

作为执法方和法律专业人士,王磊对机动车保险骗保案件的防范提出了极具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对策和建议:

1、建议保险公司对怀疑骗保案件进行细致定损。此类案件在诉讼中,因保险公司不能提供损失情况照片导致无法鉴定的情况居多,使其处于举证弱势,败诉风险加大,故建议保险公司对怀疑骗保那件进行细致定损、拍照。

2、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与被保险人协商公估、鉴定。对怀疑骗保案件,保险公司可以与被保险人协商,通过公估、鉴定等方式剔除不合理的赔偿要求,确定保险金给付数额。

3、建议行业协会建立汽车维修企业诚信档案。对虚开维修发票、虚构机动车损失骗取保险金的维修企业予以行业提示。

4、建议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未经保险公司定损即自行修理机动车的情况,原则上允许保险公司对机动车维修检验,确定真实损失,防范骗保风险。

王磊说,如果一个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案办案,不去关注影响行业发展的不良因素,法院就会成为骗保人实施骗保行为的一个工具,一旦骗保人胜诉或者获得了保险金,这种现象就会衍生出一个骗保行业,从而影响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法律纠纷,通过大量实际案例,王磊发现最突出的情况是诱导严重。“寿险公司普遍都有大量资本支持,而它们不能完全在市场上寻找到发挥商业作用的机会,寿险业中的诸多问题都是由此而来,迫于生存与发展,寿险企业必须吸收社会财富急于做市场推广,这恰是诱导情况严重的根源。”

在王磊主审的寿险案件里,大量是诉讼解除保险合同的,“百姓对医保社保过于依赖,保险意识弱,缺乏商业化风险分散意识,百姓对保险不理解,关注眼前小利益。”诸多保险纠纷案例中保险企业和百姓双方都存在对于保险观念和意识上的偏颇,王磊认为寿险纠纷案件反映了民与商的矛盾,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真正深入民心,而百姓欠缺对保险的理性认知。

从保险案件仲裁者的角度,王磊谈到自己对中国保险企业的感受,“我觉得保险企业的改进并不够,还显得慢,作为保险行业要积极适应法律,投保单虽然仅是一张纸,但却意味着合同诚信。尤其在寿险营销中,展业环节最关键,要想避免法律纠纷就必须把信息充分告之投保人,哪怕投保环节会慢一些,因为合同诚信问题时最重要的。”

回顾自己保险案例的审理历程,王磊心怀感谢。“在保险类半民半商的案件审理中我对社会经济现象有了更理性深刻的认知,使我跳出思想的局限,站在双方对经济利益的博弈点上理性分析和判断。使我从一名普通百姓成长为一名富有理性的法官。这对我今后的审判工作是无比珍贵的财富。”

长跑是王磊在生活中最喜好的爱好,他认为长跑运动的特质其实与自己的事业有很大关联,甚至产生着非凡的影响。“长跑是对自己极限的超越,在心中有确定的目标,在途中可以有不断思考,这些都和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目标很相似。长跑培养了我锲而不舍,不言放弃的品格,长跑途中的上坡下坡就如同我们办理案件中的不同情境,但都需要我们对目标的明确。”“在与跑友一起跑步时,通过聆听跑友的呼吸,调整自己的呼吸和速率,协同完成路程,共同冲过终点,去共同享受喜悦。”王磊说也正是在长跑中逐渐培养了他在工作中讲配合、重团队的意识。尽管在个案的审判中法官起着核心作用,但王磊相信公平正义需要一个法官整体的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

一语中的

“投保单虽仅是一张纸,但却意味着合同诚信。尤其在寿险营销中,展业环节最关键。”

——王磊